这表明，至少在行政监管领域，企业合规已经在发挥行政监管激励机制的作用。
[25]目前，我国台湾地区亦将隔离措施分为两种：一为隔离治疗。或者卫生检疫机关、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到该人员的居留地，对其进行诊察和检验。
后者指基于对未来违法行为或损害的预防，对可能实施或将继续实施危害行为而具有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传染病病人实施隔离治疗、基于矫正目的而对精神病患者强制住院治疗即为典型。[38]参见周伟：保护人身自由条款比较研究——兼论宪法第37条之修改, 《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24-25页。实践中分为国境检疫、居家检疫和集中检疫。（三）对实践的省思及理论的期待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防治传染病的必要手段，各国均试图采取积极的立法加以回应，但如前所述隔离措施的合宪性问题值得反思。相较于前一个示范法，2003年示范法更加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如将声请法院审查的时限加以缩短，以避免个人权利受到损害。
尤其是隔离措施的种类和术语规范以及法治化问题，尚待进一步完善。留验指将染疫嫌疑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进行诊察和检验。[xi]同上注，韩大元书，第308页。
其一，我国《宪法》第132条第2款和第137条第2款上下级的表述包含央地的维度，但显然范畴更宽，并未直接聚焦央地关系（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同省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一具体层面。[lvi]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班子在国家日常政治实践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中央和地方不同层次的组织分支的权力划分对各级国家权力的行使意义深远。[xxvi]然而，有学者却指摘前述判断忽视了国家性能否排除地方性这一细节问题的探讨。
[lxiv]该条前两款列举了我国目前主要的地方建制，共四级：一是居于地方最高级别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以，不同的地方可能集中了不同立场或利益偏好的人群，因而地方自治允许他们通过地方民主过程来充分表达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笔者欲不揣浅陋，在此前针对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规范分析的基础上，[iv]进一步尝试对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中央和地方这两个基础概念进行剖析，以就教于方家。由此，由地方各级人大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也由于这种选民基础特点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毕竟在传统理论中，国防与外交属于最为纯粹的中央事权，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内尤为如此。其二，虽然上下级政府间、上下级检察院和上下级监察委员会间具有领导关系、上下级人大间具有指导关系、上下级法院间具有监督关系，但由于一府一委两院均由本级人大产生，而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实际上是下级人大间接选举的产物，这意味着地方在同上级乃至中央的关系互动中并非处于完全的被动局面，而具有一定的均衡空间。
[xxxi]如设置于各战区的军事法院相当于中级法院，设置于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地的军事法院以及驻港、驻澳部队的军事法院相当于基层法院。参见郑毅：《自治机关构成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授权逻辑》，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7期。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国家重要领域的领导作用，近年来成立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的模式被广为推行。二是该条第2款中与县、自治县共同作为自治州组成单位的市，由于我国30个自治州中有29个属于地级建置，[lxv]因此这里的市仅可能为县级——该款分别对直辖市、较大的市和自治州的建制构成予以差异化规定，这从侧面说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下设县级市缺乏明确而直接的宪法规范依据。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06页。（三）作为中央的全国政协 政协一直是我国政治架构中重要而独特组成部分。
因此，前述三类专门法院的地方属性是比较明显的。四是1982年《宪法》，它长期以来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政协均置于序言中，但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修宪后则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序言第十段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中新增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
另一方面，在总纲的第1条第2款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将并存。若兼顾政治实践的话语描述，则面临背离释义学传统进路的诘难。注释: [i]对相关改革脉络的梳理，参见涂缦缦：《制定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的重点与难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不过前述判断的未竟之处有四个方面：第一，中央政府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广义与狭义的界分标准何在，如何证成。笔者认为，表述差异的背后其实暗含着《共同纲领》序言与正文之间的承接逻辑：序言明确政协的历史任务，即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而组织过程完成后，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即转变为中央人民政府。
进入专题： 宪法 央地关系 。[xxx]对此，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探讨。
第二个中央语出中央的统一领导，更强调一种抽象层面上对央地职权划分乃至整个国家事务的事实主导地位。参见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5页。
中共中央对国家行政事权的渗透业已成为新时代诠释中央内涵的重要制度基础。根据我国《宪法》序言第十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象征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lxvii]在内蒙古尚存盟的建置，源于蒙古族传统的会盟（楚固拉干）形式，后清政府在会盟基础上设置盟。[xxiv]关于中央层级的法院和检察院，该节通过最高-地方各级的对应式表述呈现。三是居于地方最低层级的乡、民族乡、镇。[xii]《共同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宪法》，但学界一般认可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宪法性。
然而，这种界定逻辑被1982年12月10日修订的《地方组织法》第27条打破，该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可以拟定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xlii]同前注（18），林来梵书，第249页。
若机械坚持纯粹的释义学进路，则缺乏必要的规范样本基础和适当的理论分析工具。[xxi] 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明确：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这种基于宪法文本融贯论证的逻辑，[lix]并不违反教义学的一般原则——教义绝非教条，当解释过程和解释目标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时，同词同释的原则应具有被适当突破的空间，何况从既有研究看来，该款对中央的差异化阐释其实也并非突破同词同释原则的孤例。[xxxviii]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2页。
[xxxvi]三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它们均未涉及政治协商问题，但对中国共产党对各方面事业领导权的规定则全部置于正文中，强化意图明显，这也与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直接关联。[lxvi]参见郑毅：《对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再次，作为与修宪存在深刻时代关联性的制度改革文件，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等中共中央内设部门分别对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公务员工作、新闻出版工作、电影工作、宗教工作、侨务工作分别进行统一管理。第一，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集中在我国《宪法》第31条。
[lxi]刘连泰：《宪法另一端的风景：首届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总结》，http：//ex.cssn.cn/fx/fx_fjgg/201712/t20171206_3771259.shtml，2019年12月7日访问。关于并列意图的阐述，参见前注（15），马岭书，第64页。
[liv]参见吴东镐：《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议题》，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这实际上就全面确立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级的中共中央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所构成的全时间维度对全国各方面事业的统一领导地位。
二是居于地方次高层级的市（较大的市）和自治州。关键词: 中央 地方 宪法 文本解释 近年来，我国央地关系的制度发展正随着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加速推进，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71号）到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再到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办发[2018]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以及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办发[2019]27号）等，[i]无论聚焦的领域和改革的方案具体是什么，在规范层面均集中呈现为我国《宪法》中中央和地方这两个核心术语的叙事，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显然构成了这场改革大秀的核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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